周二上午，没有课。
我一个人坐在食堂二楼，过了饭点，食堂人很少，不锈钢桌椅反射着苍白的天光。
面前放着一碗没怎么动的面条，已经凉了，油脂在表面凝成一层薄膜。
我拿出手机。翻到”131”。
拇指悬在拨号键上，就像前一天那样。
但这回，我按了下去。
***
食堂二楼很安静。远处的窗口阿姨在擦灶台，抹布划过不锈钢台面的声音清晰可闻。我缩进靠墙角的位置，把手机放在桌面上，我怕手抖。
嘟，嘟。
第一声嘟的时候我的心跳猛跳了一下。
第二声嘟的时候我想挂掉，但没有。
第三声嘟，接起来了。
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沙哑的，带一点烟嗓，但不是粗鲁的那种。口音有点杂，不是纯粹平海本地话，带点普通话的底子。
“喂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嗓子里像堵了一团棉花。
“喂？哪位？” 男人又问了一遍。
我挂断了。
靠在椅背上，手机屏幕还亮着，通话结束，时长4秒。手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确认了。这个号码的主人，确实是一个男人。
我把手机翻扣在桌上，闭了一下眼。
我本来还有个幻想，接电话的是个女人，是牛秀琴的另一个号，或者母亲的同事。
但电话里确确实实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那个声音不年轻，大概四十往上，嗓子像磨过砂纸，说话节奏不急不慢。
食堂的日光灯，白色偏冷。窗外是阴天，没有阳光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嘟声，男人的声音，自己的沉默，挂断的”嘀”声。然后是食堂的安静，远处阿姨的抹布声，自己的呼吸声。
不冷，但我觉得后背有点发凉。手心潮乎乎的。
食堂残留的饭菜味，凉了的肉酱面，不锈钢的金属味。
那个声音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很久。
***
我花了整个中午来平复情绪。
我告诉自己，刚才太突然了，没准备好。
下午两点多，我走进图书馆。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，楼道尽头的窗边，少有人经过。
坐下，深呼吸了三次。然后拨出了那个号码。
这次我让自己开口了。
男人接得很快，大概第二声嘟就接了：“喂？”
“您好，我找……梁总。”—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称呼，随口说了”梁总”。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。大概半秒。
“我是。你哪位？”
心跳像擂鼓一样。我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平稳：“我是……平海这边的一个学生，有个事儿想跟您请教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——关于评剧。我母亲是，”
男人突然打断了我。声音里有一点笑意，是那种阅历丰富的成年人看穿小孩把戏时的笑：“你是张凤兰的儿子吧。”
我愣住了。
那头的男人继续说，语气变得随意了，像在聊家常：“你妈提起过你。说你在平阳上学。”
“……”
“你打电话来想问啥？”
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捏得发白。
说不出口。我想问”你跟我妈什么关系”——但这句话被卡在喉咙里，怎么都挤不出来。
沉默了几秒之后，男人好像明白了什么。他没有追问为什么沉默，而是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多年的话：
“你妈不容易啊。一个人在平海撑剧团，磨过三千张老牛皮。”
“你回来跟你妈说，梁叔有空去捧场。”
，他叫我”梁叔”。
，他说她”磨过三千张老牛皮”。
，他不是什么”客户”、”领导”——他说他是”你妈的熟人”。
我坐在图书馆楼梯角落的地上。背靠着墙，手机贴在耳朵上。通话结束后，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坐了很久。
窗外的光斜照在我身上，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，像一尊凝固的雕像。
我终于知道131号码的主人是谁了，梁致远。
那个暑假出现在母亲饭局上的”梁总”——建材商人，老贺的”朋友”——建宇公司的副总。
但”知道”并没有让我松一口气。相反，我感到了一股更大的不安：梁致远接电话时的语气太自然了。他叫得出我的名字，知道我母亲是谁，知道我在平阳上学。
这说明，母亲和他之间，不是”打一次电话”的普通关系。
现在回想起来了，那个暑假，梁致远第一次出现在平海南街老面馆的时候，母亲的状态不一样。她话变少了，目光总往某个方向飘。她在那顿饭上”没多说几句话”——不是生疏，更像是一种努力维持的克制。
我当时没读懂。现在懂了。
图书馆楼梯间的窗口，下午的光斜照进来，在墙上形成一道斜长的亮斑。
电话里的声音，沙哑的、带着笑意的。
混着自己的呼吸声。
图书馆翻书的声音从远处隐隐传来。
阴凉的楼道，水泥地面，但我的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。
旧书和灰尘的味道，混着楼道里淡淡的消毒水味。
我在楼梯间坐了很久。直到有人上下楼从我身边经过，皮鞋声把我的意识拉回来。我站起来，膝盖咔嚓响了一声。手机屏幕还亮着，通话记录的页面上，”131”的号码旁边显示着通话时长——1分23秒。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把它存进了通讯录，备注名改成了”梁叔”。做完这件事之后我在原地站了一下，拇指在屏幕上停留，想删掉这条通话记录。但最后还是没删。我需要记住这个数字。
***
周三下午。
我从图书馆出来，走过校园的林荫道。
树已经绿了，春天的叶子薄薄的、嫩嫩的，被风吹得哗啦啦响。
我走得不快，心里在盘算，怎么向老贺开口。
老贺是我的导师，也是母亲的大学室友。她们同寝三年，从平海师范大学算起，至今还有联系。暑假实习是老贺介绍的。她说”你妈托我帮你找的”。
一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现在浮出水面：老贺知不知道梁致远和母亲的关系？
低着头，两手插在裤兜里，书包带松松垮垮地挂在一边。脚步不算慢，但每一步都像在量地，少了平常的轻快。
如果老贺知道梁致远的事，她为什么帮我联系实习？如果老贺不知道，那梁致远和母亲的事，已经隐蔽到连母亲的大学室友都不知道的程度？
哪一种可能都让我不安。
半路上遇到了同班同学，打了个招呼：
“严林，晚上去不去打球？”
“不了，有事。”
我拒绝了，但说完之后又有点后悔。”有事”——我有什么”事”？去找老贺问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问题？我连问什么都不知道。
站在路口犹豫了片刻，然后拐了个弯，没有去老贺的办公室。
***
周三晚上，我没有去自习。
躺在寝室床上，手机举在脸前，翻来覆去地看手机相册里的那张照片：母亲手机的通话记录页，131号码，4月10日，25分钟。
25分钟，能说什么？
“梁叔有空去捧场”——这种话不需要说25分钟。
关掉手机，把手机扣在胸口。
盯着天花板。
天花板上有一条细长的裂缝，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，像一张地图上的河流。
我盯着那条裂缝，想象它是一条路，沿着它走过去会走到什么地方。
走到尽头是墙角，然后拐弯，回到原点。
没有出路。
我想象了各种可能性，如果梁致远真的和母亲有某种关系，我能做什么？如果母亲不是被迫的。我怎么办？如果母亲是被迫的。我又能做什么？
做不了什么。我只是一个20岁的学生。
但这个认知并没有让我停下来。人一旦开始怀疑，就没办法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室友们都在各做各的事，有人戴着耳机看视频，有人已经睡了。我侧躺着，被子拉到下巴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忽明忽暗。
打开了手机上的备忘录，开始记东西。
4月10日 22：15 母亲回家，妆没卸，拎陌生皮包
4月13日 10：47 131号码接通，男声
4月13日 14：30 确认对象为”梁总”（梁致远）
盯着这三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备忘录锁了。
***
周四晚上，我去了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。
用IC卡打的。不想让通话记录出现在自己的手机上。
从宿舍到校门口要走十分钟。
路灯把树影投在地上，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。
我在学校后门的小卖部买了一张IC卡，三十块的。
老板找了我两个钢镚，在柜台上滚了一下，我用手接住了。
IC卡是白色的，上面印着一行字，看不清是什么。
我把卡翻了个面，又翻回来。
走到电话亭的时候里面刚走了一个人，话筒上还留着余温。
电话亭的灯坏了，我站在昏暗的光线里，插卡，拨号，听筒贴在耳朵上。
电话亭门上有一道裂缝，风从缝隙里钻进来，吹在脖子上，凉飕飕的。
我把外套拉链拉上去一点，用肩膀夹着听筒。
电话响了四声，每一声都像在我胸腔里敲了一下。
我数着：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四声——要挂断的时候那头接起来了。
母亲接的：“喂？”
“妈，是我。”
“林林？咋用座机打？”
“手机没电了。就想问问，周末我回去拿实习鉴定。”
“不是说寄回来就行？”
“要本人签，学校说的。”
我撒了谎。
母亲那边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也行。那你周六回来？”
“嗯。”
“想吃啥？妈做。”
“随便。”
然后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妈，你认识一个姓梁的……做生意的不？”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很短很短，不超过一秒。
“咋突然问这个？”
“没事，老贺课上提到一个案子，说建宇公司的，我想起暑假梁总来平海吃饭那次。”
母亲的声音很稳：“哦，你贺姨认识。妈也就吃过那一次饭。”
“哦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站在电话亭里，握着听筒，愣了许久。
母亲否认得太快了。不是”认识”——是”吃过那一次饭”。但她没有问我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问。一个正常的母亲应该会问。
她没有问。
电话亭里只有外面路灯透进来的光，昏暗的、橘黄色的。
IC卡的提示音，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清晰又遥远。
四月中旬的夜晚还有一丝凉意，我把外套拉链拉到了最上面。
电话亭里残留着前一个人的烟味，劣质烟。
***
走回学校的路上，经过一个烤红薯的摊子。
买了两个，揣在兜里，边走边吃。
甜味在嘴里化开，但我吃不出味道。
红薯很烫，左手倒右手，右手倒左手，剥开的皮掉在地上，热气在冷空气里变成白雾。
吃了几口之后停下来，把剩的半个攥在手里，手心被烫得发红。
我在心里确定了周末回去要做的事，回家，实习鉴定是借口；偷看母亲的手机，有没有131号码的新记录；如果可能，看看母亲衣柜里有没有我没见过的东西。
我知道这不光彩。但我控制不了自己。
走回学校大门的时候，门卫坐在传达室里看电视，屏幕的光一闪一闪的，照在他脸上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我走进去，脚步踩在水泥地上，声音空旷。
校园里路灯亮了，一盏接一盏，从门口一直亮到宿舍楼前。
影子先是在身后拖得很长，然后慢慢缩短，走到路灯正下方的时候缩成一团，然后又在身前拉长。
***
周四晚上，我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才出来。
外面的风已经凉透了。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，低头走在回学校的路上。
脑子里反复回放母亲那句话，”你贺姨认识，妈也就吃过那一次饭”。
她否认得太快了。快得不像一个被问起”认不认识一个姓梁的做生意的”的正常反应。正常人的反应是，”谁？哪个姓梁的？”——而不是直接说”吃过那一次饭”。
她早就准备好了这个回答。
就像她早就知道，有一天，我会问。
这个念头让我在路灯下停下来。
如果她早就知道我终有一天会问，那她是不是一直都在等？等我开口，等她来圆这个谎？
我站在路灯下，影子缩在脚底。
一只野猫从路边的冬青丛里钻出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又钻回去了。
我继续走。步子比刚才快了一些。
回到宿舍楼，推开寝室门。
室友们都在，老贺戴着耳机在看电影，另两个在打牌。
看到我进来，抬了一下眼皮，没人说话。
打牌的那两个头都快凑到牌上了，桌上扔着几毛钱的零钱。
我走到自己的床位，把外套脱了，搭在床沿上。
打牌的那个赢了一把，笑了一声，硬币在桌上滚了一圈，啪地倒了。
我坐到床上，掏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翻到那张照片。母亲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。131号码，4月10日，25分钟。
我想起当时第一次看到这条通话记录的时候，手在发抖，心跳到嗓子眼，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现在已经不会了。
人真的是会适应的。
第一次是震惊，第二次是确认，第三次就是习惯了。
我锁上手机，塞到枕头底下，躺下。
闭眼之前，我定了一个闹钟。
周六早上六点，回平海的大巴。
***
周五晚上我失眠了。
不是紧张，也不是兴奋，是一种空落落的感觉。像胃里被人掏走了一块，明明是满的。却觉得饿。
我翻来覆去，床板吱扭了一夜。上铺的老贺翻了个身，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又没声了。我把被子拉到头顶，整个人蜷起来。黑暗里能听到自己的心跳，还有外面风刮过窗框的呜呜声。空调没开，房间里闷得很，但我觉得冷，脚趾头是冰的。我把脚缩进被子里，蜷成虾米的姿势。脑子里过电影一样，把白天那些画面又重放了一遍。食堂，面条，第一声嘟，挂断，图书馆楼梯间，那个沙哑的声音——”你妈不容易啊”。我睁开眼，盯着被子里的黑暗。什么也看不见。然后又闭上。
天亮的时候，我爬起来，洗了一把脸，穿上昨天准备好的衣服，背上包，走出了寝室。
走廊里还暗着，感应灯亮了一盏，照出地面上斑驳的水渍。
下楼的时候脚步放轻了，但木楼梯还是吱吱地响。
传达室的窗帘拉着，老头还没醒。
推开门，晨光迎面扑来，冷清清的，带着露水的湿气。
校园里没什么人。
一只猫蹲在花坛边沿上，看着我走过去，甩了甩尾巴。
路边的小卖部已经开了。
老板在摆货，看到我，点了一下头。
走出去几步之后我又折回去，买了一包饼干和一瓶水，揣进书包侧袋里。
我走到车站的时候，大巴已经停在那里了。
发动机突突响，排气管冒出白色的烟，在晨光里慢慢消散。
我买了一张票，上了车，坐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。
车窗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霜，我用手指擦出一小块，看外面。
车站里人不多，几个赶早的人缩着脖子站在风里，手里攥着包子，热气从指缝里冒出来。
车子启动的时候，我看着窗外，平阳的街道，店铺，早餐摊，行人，在晨光中慢慢变得清晰。
上一次坐这趟车，是五一回校。那时我还安慰自己，”只是好奇”——”查着玩玩”。
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
现在我知道，我在追查什么。但我，不知道追到之后，该怎么办。
大巴在公路上行驶，窗外的田野一片灰绿。
麦子刚出头，薄薄一层，盖在褐色的土地上。
远处有炊烟升起来，笔直地升到半空中，然后被风吹散了。
公路两旁的白杨树一排一排地往后倒，树影从车窗上一道一道地滑过去，像时间的刻度。
我把头靠在车窗上。玻璃冰冷的，颠簸的时候额头磕在玻璃上，不疼，但一下一下的，像在提醒我什么。
母亲不知道我今天回去。我没有告诉她。
我想看看，如果我不说，她会在不在家，她会在做什么，她会不会，有一个我意料之外的晚上。
我一个人坐在食堂二楼，过了饭点，食堂人很少，不锈钢桌椅反射着苍白的天光。
面前放着一碗没怎么动的面条，已经凉了，油脂在表面凝成一层薄膜。
我拿出手机。翻到”131”。
拇指悬在拨号键上，就像前一天那样。
但这回，我按了下去。
***
食堂二楼很安静。远处的窗口阿姨在擦灶台，抹布划过不锈钢台面的声音清晰可闻。我缩进靠墙角的位置，把手机放在桌面上，我怕手抖。
嘟，嘟。
第一声嘟的时候我的心跳猛跳了一下。
第二声嘟的时候我想挂掉，但没有。
第三声嘟，接起来了。
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沙哑的，带一点烟嗓，但不是粗鲁的那种。口音有点杂，不是纯粹平海本地话，带点普通话的底子。
“喂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嗓子里像堵了一团棉花。
“喂？哪位？” 男人又问了一遍。
我挂断了。
靠在椅背上，手机屏幕还亮着，通话结束，时长4秒。手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确认了。这个号码的主人，确实是一个男人。
我把手机翻扣在桌上，闭了一下眼。
我本来还有个幻想，接电话的是个女人，是牛秀琴的另一个号，或者母亲的同事。
但电话里确确实实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那个声音不年轻，大概四十往上，嗓子像磨过砂纸，说话节奏不急不慢。
食堂的日光灯，白色偏冷。窗外是阴天，没有阳光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嘟声，男人的声音，自己的沉默，挂断的”嘀”声。然后是食堂的安静，远处阿姨的抹布声，自己的呼吸声。
不冷，但我觉得后背有点发凉。手心潮乎乎的。
食堂残留的饭菜味，凉了的肉酱面，不锈钢的金属味。
那个声音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很久。
***
我花了整个中午来平复情绪。
我告诉自己，刚才太突然了，没准备好。
下午两点多，我走进图书馆。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，楼道尽头的窗边，少有人经过。
坐下，深呼吸了三次。然后拨出了那个号码。
这次我让自己开口了。
男人接得很快，大概第二声嘟就接了：“喂？”
“您好，我找……梁总。”—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称呼，随口说了”梁总”。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。大概半秒。
“我是。你哪位？”
心跳像擂鼓一样。我让自己的声音尽量平稳：“我是……平海这边的一个学生，有个事儿想跟您请教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——关于评剧。我母亲是，”
男人突然打断了我。声音里有一点笑意，是那种阅历丰富的成年人看穿小孩把戏时的笑：“你是张凤兰的儿子吧。”
我愣住了。
那头的男人继续说，语气变得随意了，像在聊家常：“你妈提起过你。说你在平阳上学。”
“……”
“你打电话来想问啥？”
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捏得发白。
说不出口。我想问”你跟我妈什么关系”——但这句话被卡在喉咙里，怎么都挤不出来。
沉默了几秒之后，男人好像明白了什么。他没有追问为什么沉默，而是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多年的话：
“你妈不容易啊。一个人在平海撑剧团，磨过三千张老牛皮。”
“你回来跟你妈说，梁叔有空去捧场。”
，他叫我”梁叔”。
，他说她”磨过三千张老牛皮”。
，他不是什么”客户”、”领导”——他说他是”你妈的熟人”。
我坐在图书馆楼梯角落的地上。背靠着墙，手机贴在耳朵上。通话结束后，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，低着头坐了很久。
窗外的光斜照在我身上，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，像一尊凝固的雕像。
我终于知道131号码的主人是谁了，梁致远。
那个暑假出现在母亲饭局上的”梁总”——建材商人，老贺的”朋友”——建宇公司的副总。
但”知道”并没有让我松一口气。相反，我感到了一股更大的不安：梁致远接电话时的语气太自然了。他叫得出我的名字，知道我母亲是谁，知道我在平阳上学。
这说明，母亲和他之间，不是”打一次电话”的普通关系。
现在回想起来了，那个暑假，梁致远第一次出现在平海南街老面馆的时候，母亲的状态不一样。她话变少了，目光总往某个方向飘。她在那顿饭上”没多说几句话”——不是生疏，更像是一种努力维持的克制。
我当时没读懂。现在懂了。
图书馆楼梯间的窗口，下午的光斜照进来，在墙上形成一道斜长的亮斑。
电话里的声音，沙哑的、带着笑意的。
混着自己的呼吸声。
图书馆翻书的声音从远处隐隐传来。
阴凉的楼道，水泥地面，但我的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。
旧书和灰尘的味道，混着楼道里淡淡的消毒水味。
我在楼梯间坐了很久。直到有人上下楼从我身边经过，皮鞋声把我的意识拉回来。我站起来，膝盖咔嚓响了一声。手机屏幕还亮着，通话记录的页面上，”131”的号码旁边显示着通话时长——1分23秒。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把它存进了通讯录，备注名改成了”梁叔”。做完这件事之后我在原地站了一下，拇指在屏幕上停留，想删掉这条通话记录。但最后还是没删。我需要记住这个数字。
***
周三下午。
我从图书馆出来，走过校园的林荫道。
树已经绿了，春天的叶子薄薄的、嫩嫩的，被风吹得哗啦啦响。
我走得不快，心里在盘算，怎么向老贺开口。
老贺是我的导师，也是母亲的大学室友。她们同寝三年，从平海师范大学算起，至今还有联系。暑假实习是老贺介绍的。她说”你妈托我帮你找的”。
一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现在浮出水面：老贺知不知道梁致远和母亲的关系？
低着头，两手插在裤兜里，书包带松松垮垮地挂在一边。脚步不算慢，但每一步都像在量地，少了平常的轻快。
如果老贺知道梁致远的事，她为什么帮我联系实习？如果老贺不知道，那梁致远和母亲的事，已经隐蔽到连母亲的大学室友都不知道的程度？
哪一种可能都让我不安。
半路上遇到了同班同学，打了个招呼：
“严林，晚上去不去打球？”
“不了，有事。”
我拒绝了，但说完之后又有点后悔。”有事”——我有什么”事”？去找老贺问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问题？我连问什么都不知道。
站在路口犹豫了片刻，然后拐了个弯，没有去老贺的办公室。
***
周三晚上，我没有去自习。
躺在寝室床上，手机举在脸前，翻来覆去地看手机相册里的那张照片：母亲手机的通话记录页，131号码，4月10日，25分钟。
25分钟，能说什么？
“梁叔有空去捧场”——这种话不需要说25分钟。
关掉手机，把手机扣在胸口。
盯着天花板。
天花板上有一条细长的裂缝，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，像一张地图上的河流。
我盯着那条裂缝，想象它是一条路，沿着它走过去会走到什么地方。
走到尽头是墙角，然后拐弯，回到原点。
没有出路。
我想象了各种可能性，如果梁致远真的和母亲有某种关系，我能做什么？如果母亲不是被迫的。我怎么办？如果母亲是被迫的。我又能做什么？
做不了什么。我只是一个20岁的学生。
但这个认知并没有让我停下来。人一旦开始怀疑，就没办法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室友们都在各做各的事，有人戴着耳机看视频，有人已经睡了。我侧躺着，被子拉到下巴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忽明忽暗。
打开了手机上的备忘录，开始记东西。
4月10日 22：15 母亲回家，妆没卸，拎陌生皮包
4月13日 10：47 131号码接通，男声
4月13日 14：30 确认对象为”梁总”（梁致远）
盯着这三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备忘录锁了。
***
周四晚上，我去了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。
用IC卡打的。不想让通话记录出现在自己的手机上。
从宿舍到校门口要走十分钟。
路灯把树影投在地上，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。
我在学校后门的小卖部买了一张IC卡，三十块的。
老板找了我两个钢镚，在柜台上滚了一下，我用手接住了。
IC卡是白色的，上面印着一行字，看不清是什么。
我把卡翻了个面，又翻回来。
走到电话亭的时候里面刚走了一个人，话筒上还留着余温。
电话亭的灯坏了，我站在昏暗的光线里，插卡，拨号，听筒贴在耳朵上。
电话亭门上有一道裂缝，风从缝隙里钻进来，吹在脖子上，凉飕飕的。
我把外套拉链拉上去一点，用肩膀夹着听筒。
电话响了四声，每一声都像在我胸腔里敲了一下。
我数着：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四声——要挂断的时候那头接起来了。
母亲接的：“喂？”
“妈，是我。”
“林林？咋用座机打？”
“手机没电了。就想问问，周末我回去拿实习鉴定。”
“不是说寄回来就行？”
“要本人签，学校说的。”
我撒了谎。
母亲那边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也行。那你周六回来？”
“嗯。”
“想吃啥？妈做。”
“随便。”
然后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妈，你认识一个姓梁的……做生意的不？”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很短很短，不超过一秒。
“咋突然问这个？”
“没事，老贺课上提到一个案子，说建宇公司的，我想起暑假梁总来平海吃饭那次。”
母亲的声音很稳：“哦，你贺姨认识。妈也就吃过那一次饭。”
“哦。”
我挂了电话。站在电话亭里，握着听筒，愣了许久。
母亲否认得太快了。不是”认识”——是”吃过那一次饭”。但她没有问我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问。一个正常的母亲应该会问。
她没有问。
电话亭里只有外面路灯透进来的光，昏暗的、橘黄色的。
IC卡的提示音，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清晰又遥远。
四月中旬的夜晚还有一丝凉意，我把外套拉链拉到了最上面。
电话亭里残留着前一个人的烟味，劣质烟。
***
走回学校的路上，经过一个烤红薯的摊子。
买了两个，揣在兜里，边走边吃。
甜味在嘴里化开，但我吃不出味道。
红薯很烫，左手倒右手，右手倒左手，剥开的皮掉在地上，热气在冷空气里变成白雾。
吃了几口之后停下来，把剩的半个攥在手里，手心被烫得发红。
我在心里确定了周末回去要做的事，回家，实习鉴定是借口；偷看母亲的手机，有没有131号码的新记录；如果可能，看看母亲衣柜里有没有我没见过的东西。
我知道这不光彩。但我控制不了自己。
走回学校大门的时候，门卫坐在传达室里看电视，屏幕的光一闪一闪的，照在他脸上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我走进去，脚步踩在水泥地上，声音空旷。
校园里路灯亮了，一盏接一盏，从门口一直亮到宿舍楼前。
影子先是在身后拖得很长，然后慢慢缩短，走到路灯正下方的时候缩成一团，然后又在身前拉长。
***
周四晚上，我在电话亭里站了很久才出来。
外面的风已经凉透了。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，低头走在回学校的路上。
脑子里反复回放母亲那句话，”你贺姨认识，妈也就吃过那一次饭”。
她否认得太快了。快得不像一个被问起”认不认识一个姓梁的做生意的”的正常反应。正常人的反应是，”谁？哪个姓梁的？”——而不是直接说”吃过那一次饭”。
她早就准备好了这个回答。
就像她早就知道，有一天，我会问。
这个念头让我在路灯下停下来。
如果她早就知道我终有一天会问，那她是不是一直都在等？等我开口，等她来圆这个谎？
我站在路灯下，影子缩在脚底。
一只野猫从路边的冬青丛里钻出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又钻回去了。
我继续走。步子比刚才快了一些。
回到宿舍楼，推开寝室门。
室友们都在，老贺戴着耳机在看电影，另两个在打牌。
看到我进来，抬了一下眼皮，没人说话。
打牌的那两个头都快凑到牌上了，桌上扔着几毛钱的零钱。
我走到自己的床位，把外套脱了，搭在床沿上。
打牌的那个赢了一把，笑了一声，硬币在桌上滚了一圈，啪地倒了。
我坐到床上，掏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翻到那张照片。母亲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。131号码，4月10日，25分钟。
我想起当时第一次看到这条通话记录的时候，手在发抖，心跳到嗓子眼，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现在已经不会了。
人真的是会适应的。
第一次是震惊，第二次是确认，第三次就是习惯了。
我锁上手机，塞到枕头底下，躺下。
闭眼之前，我定了一个闹钟。
周六早上六点，回平海的大巴。
***
周五晚上我失眠了。
不是紧张，也不是兴奋，是一种空落落的感觉。像胃里被人掏走了一块，明明是满的。却觉得饿。
我翻来覆去，床板吱扭了一夜。上铺的老贺翻了个身，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又没声了。我把被子拉到头顶，整个人蜷起来。黑暗里能听到自己的心跳，还有外面风刮过窗框的呜呜声。空调没开，房间里闷得很，但我觉得冷，脚趾头是冰的。我把脚缩进被子里，蜷成虾米的姿势。脑子里过电影一样，把白天那些画面又重放了一遍。食堂，面条，第一声嘟，挂断，图书馆楼梯间，那个沙哑的声音——”你妈不容易啊”。我睁开眼，盯着被子里的黑暗。什么也看不见。然后又闭上。
天亮的时候，我爬起来，洗了一把脸，穿上昨天准备好的衣服，背上包，走出了寝室。
走廊里还暗着，感应灯亮了一盏，照出地面上斑驳的水渍。
下楼的时候脚步放轻了，但木楼梯还是吱吱地响。
传达室的窗帘拉着，老头还没醒。
推开门，晨光迎面扑来，冷清清的，带着露水的湿气。
校园里没什么人。
一只猫蹲在花坛边沿上，看着我走过去，甩了甩尾巴。
路边的小卖部已经开了。
老板在摆货，看到我，点了一下头。
走出去几步之后我又折回去，买了一包饼干和一瓶水，揣进书包侧袋里。
我走到车站的时候，大巴已经停在那里了。
发动机突突响，排气管冒出白色的烟，在晨光里慢慢消散。
我买了一张票，上了车，坐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。
车窗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霜，我用手指擦出一小块，看外面。
车站里人不多，几个赶早的人缩着脖子站在风里，手里攥着包子，热气从指缝里冒出来。
车子启动的时候，我看着窗外，平阳的街道，店铺，早餐摊，行人，在晨光中慢慢变得清晰。
上一次坐这趟车，是五一回校。那时我还安慰自己，”只是好奇”——”查着玩玩”。
现在我不这么想了。
现在我知道，我在追查什么。但我，不知道追到之后，该怎么办。
大巴在公路上行驶，窗外的田野一片灰绿。
麦子刚出头，薄薄一层，盖在褐色的土地上。
远处有炊烟升起来，笔直地升到半空中，然后被风吹散了。
公路两旁的白杨树一排一排地往后倒，树影从车窗上一道一道地滑过去，像时间的刻度。
我把头靠在车窗上。玻璃冰冷的，颠簸的时候额头磕在玻璃上，不疼，但一下一下的，像在提醒我什么。
母亲不知道我今天回去。我没有告诉她。
我想看看，如果我不说，她会在不在家，她会在做什么，她会不会，有一个我意料之外的晚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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